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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读四书

2018-11-16 09:06:24 来源:艺术家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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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秦火虽炽,文革固狂,而苍天不丧斯文,终使我辈得以沐乎先圣智光。故自汉兴以来,于四书之学者、授者、译注者,历代相沿,不知凡几。我无文,自知绝非“它山之石”,轮不到我来饶舌,故此间所辑,与此并不相干,亦远非四书之全文,仅录当时读后本人因感而有笔记之条目,自玩而已。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典之总称。由南宋朱熹编次注疏,而成“四书集注”,并于光宗绍熙元年,在樟州刊刻成书,此后作为士子必读之物,渐次流佈于世。而真正成为国人思想史上具有谟典意义的时间,却始于元仁宗皇庆二年恢复开科取士,规定以朱熹集句的内容出题,延及明清二朝的八股文,其“代圣贤立言”的权威性便不可动摇,成为读书人步入仕途的不二门径。

今天看来,四书思想内容所包涵的穷理尽性,执守中道,顺应自然,爱人爱物的处世哲学,在治国理政,敦邻睦边,及修身齐家,素位敬事等国之大要与个人修为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正如瑞士汉学家胜雅律最近所言,“中国的古老智慧在今天依然充满活力。”

某自幼受家庭熏陶,耳熟能详,及长,虽生活状态屡易,而断续吟诵,未曾少衰,退休后复数度通读,近年来更逐字逐句咀味之,今七十有八矣,犹乐此不疲,几成日课。而读愈深,感愈切,得愈深,随读随记,既为自娱,尤以自省,见于此间者,即诵读所记之大略也。亦每有与先贤所见稍异者,非敢标新,盖生活经历不同,所见各异而已。如论证“八佾”篇绘事后素之释义,便不同于古今学者之定谳,这是因为自己终身从事绘画,从实践经验到所研究过的古典作品,包括寺庙、墓葬壁画及古漆、帛等工艺美术后得出的结论。类似的情况,乃至于孔孟个人的揣度,都不乏一孔之见,无知者无畏也,如此而矣。

学界习惯于将四书归类为“蒙学”,我不完全认同这一定义,尽管我们确实从小就会在大人们的要求下,背颂某些篇次、段落,但对孩子来说,并不比跟着老奶奶在月光下唱儿歌有太大区别。“蒙”者懵也,昏然未开之幼童状也。而四书则正所谓“孔子之道,大而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岂能纯作蒙学观?况且,其简短而并非连贯的文字格式,明晰不足而暗示有馀的深奥意涵,尤其孟子七篇,不少内容已涉及到中国哲学的深处,根本不是未谙世事的儿童所能理解的,朱子集注序明确指出其功用是“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所以至少须十五岁以上“童生”才有可能授受,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又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修之义,有二解,其一是成人之谓,古人十五岁则束发修学,并举行束修礼,以示成人,如果认为这一阶段的教育,仍可唤作“发蒙”,将四书定义为蒙学,虽也说得过去,却离“蒙”字甚远了。况且,蒙训之书还是另有序列的,最早的蒙书是汉书艺文誌所载的“史籀篇”,是一部由四字一句的韵语组成的字书,适合儿童背颂。稍后有李斯等人所著的“仓颉篇”,由三篇短文组成,也属字书类的儿童课本。两汉以后,史游、杨雄等大文士都各有专门的蒙学编著(都已失传),今存者仍有五代周兴嗣作的“千字文”,出现于北宋的“百家姓”,南宋王应麟的“三字经”,才是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的,真正以断文识字为针旨的蒙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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