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秦火虽炽，文革固狂，而苍天不丧斯文，终使我辈得以沐乎先圣智光。故自汉兴以来，于四书之学者、授者、译注者，历代相沿，不知凡几。我无文，自知绝非“它山之石”，轮不到我来饶舌，故此间所辑，与此并不相干，亦远非四书之全文，仅录当时读后本人因感而有笔记之条目，自玩而已。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典之总称。由南宋朱熹编次注疏，而成“四书集注”，并于光宗绍熙元年，在樟州刊刻成书，此后作为士子必读之物，渐次流佈于世。而真正成为国人思想史上具有谟典意义的时间，却始于元仁宗皇庆二年恢复开科取士，规定以朱熹集句的内容出题，延及明清二朝的八股文，其“代圣贤立言”的权威性便不可动摇，成为读书人步入仕途的不二门径。

今天看来，四书思想内容所包涵的穷理尽性，执守中道，顺应自然，爱人爱物的处世哲学，在治国理政，敦邻睦边，及修身齐家，素位敬事等国之大要与个人修为方面，仍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正如瑞士汉学家胜雅律最近所言，“中国的古老智慧在今天依然充满活力。”

某自幼受家庭熏陶，耳熟能详，及长，虽生活状态屡易，而断续吟诵，未曾少衰，退休后复数度通读，近年来更逐字逐句咀味之，今七十有八矣，犹乐此不疲，几成日课。而读愈深，感愈切，得愈深，随读随记，既为自娱，尤以自省，见于此间者，即诵读所记之大略也。亦每有与先贤所见稍异者，非敢标新，盖生活经历不同，所见各异而已。如论证“八佾”篇绘事后素之释义，便不同于古今学者之定谳，这是因为自己终身从事绘画，从实践经验到所研究过的古典作品，包括寺庙、墓葬壁画及古漆、帛等工艺美术后得出的结论。类似的情况，乃至于孔孟个人的揣度，都不乏一孔之见，无知者无畏也，如此而矣。

学界习惯于将四书归类为“蒙学”，我不完全认同这一定义，尽管我们确实从小就会在大人们的要求下，背颂某些篇次、段落，但对孩子来说，并不比跟着老奶奶在月光下唱儿歌有太大区别。“蒙”者懵也，昏然未开之幼童状也。而四书则正所谓“孔子之道，大而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岂能纯作蒙学观？况且，其简短而并非连贯的文字格式，明晰不足而暗示有馀的深奥意涵，尤其孟子七篇，不少内容已涉及到中国哲学的深处，根本不是未谙世事的儿童所能理解的，朱子集注序明确指出其功用是“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所以至少须十五岁以上“童生”才有可能授受，孔子说“吾十五而志于学”，又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修之义，有二解，其一是成人之谓，古人十五岁则束发修学，并举行束修礼，以示成人，如果认为这一阶段的教育，仍可唤作“发蒙”，将四书定义为蒙学，虽也说得过去，却离“蒙”字甚远了。况且，蒙训之书还是另有序列的，最早的蒙书是汉书艺文誌所载的“史籀篇”，是一部由四字一句的韵语组成的字书，适合儿童背颂。稍后有李斯等人所著的“仓颉篇”，由三篇短文组成，也属字书类的儿童课本。两汉以后，史游、杨雄等大文士都各有专门的蒙学编著（都已失传），今存者仍有五代周兴嗣作的“千字文”，出现于北宋的“百家姓”，南宋王应麟的“三字经”，才是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的，真正以断文识字为针旨的蒙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