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〇年夏，我由脑脉硬化就医归来，台北老姐忽然来电询问我家祖屋“朝水屋场”情况，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姐夫返乡，见到我弟传健无有住房，质疑“数十间的大朝水屋场哪去了？”是忧心家事，还是她真的不明世事？细想起来，也不为怪，纵使她知晓大陆新政权建制初期的激烈政治手段，一切财产重新分割，也不一定就明白我家的具体细节，由是想到姐犹如此，今日青年一代更是如此，看来将当年情况稍稍记叙，犹不为赘。

我家虽名为“地主”，其实解放前即已走向衰落，在1949年前后，家中已不请佣人，加之继母罗氏罹患肺疾，常年服药就医，所请老中医谭却前先生，经常来往我家，为其侍茶侍水，全由我承担，彼时仅八、九岁。而早此三、四年亦曾目睹父亲与祖母有过一次争执，祖母很是激动，那是从未有过的事，令我非常害怕不安，原因是手头拮据的父亲想要典卖一点田产，以济用度，祖母反对，其景况由此可知。

我的父辈兄弟三人：昌实、昌义、昌智，父亲排行老二。祖上置产三处：两铺一院，商铺一在中河街，大伯昌实所有，一在合面街，满叔昌智所有，一院即朝水屋场之庭院，我父昌义所有。我祖在时，三兄弟已经析产分居。

“朝水屋场”是一座大院，修建十分严整，地处水车中河街后之祖坟檀山头北端，前向田垄，后靠小山，粉面瓦脊的垣墙，圈住东、南、北三面，西面为后院，削山为壁，砌以石块，槽门（院门）颇规整，大门两侧各有门房一间，门前水塘一方，横贯于大院之前，塘中筑有石板路直通槽门，将水塘隔为两区。此院并非我家独有，南楼系人呼“小八爷”的昌孙所有，与南楼相接的后院为“老八爷”宝珊与族侄新旦居住，只前栋主楼与北楼为我家旧物，主楼为一厅二厢，大厅正对槽门，甚宏敞，梁柱间悬有联匾，黑底金字，烁眼生辉，两侧各有厢房两间，我即出生于此。记忆中，我家并不居住此院，而是住中河街大伯之商铺，“杨光玉先生”所述家祭亦皆在此处举行。大伯昌实早故，伯母罗芳姑寡居。为此，我与满叔昌智长子传定，名义上过继予大伯为嗣，而无抚养义务。大约出此原由，乃与传定夫妇皆居于此。父亲此时已弃教从商，故据此铺面经营些日用百货之类，而朝水屋场之北楼则租与同宗某侄孙居住，正厅及厢房皆空置。侄孙系佃户，生计窘迫，数年未交房租，父亲知他景况，并未计较。大约在1948年夏，炎热干燥，一夕忽发大火，由北楼租户家燃起，蔓延及于主楼，虽经众人扑救，而高堂华屋，一夕尽成瓦砾，当时颇有传言，系租户欲赖租金放火烧屋，父亲并不相信，因其不近情理。然而再无力修复，就此搁置不顾。未几政权易帜，此事更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