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邹传安，字书靖，斋号“知止”。1940年生，湖南省新化人。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师大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心源工笔画研究会导师。退休前供职于湖南省娄底地区文联，任文联名誉主席、美协主席、画院院长。出版有专著、作品集10余种。
　　海德格尔曾把人理想的生存状态阐述为“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千百年来，中国的文人墨客吟诗作画，身体力行地追寻着这种生存状态，近年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大众开始自觉地追求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曾与大众生活相距甚远的各种艺术形式唤醒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3月28日起在深圳美术馆举行的深圳心源工笔画研究会成立七周年作品展吸引了众多热爱艺术的深圳市民。中国画是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之一，在世界美术领域内自成一个绘画体系，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形成的独特的审美情趣和美学思想，以及中国画工具材料的特点，使中国传统绘画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绘画的内涵、风格与绘画技巧，中国画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基本上分为工笔和写意两大类。工笔画大师邹传安客居深圳十年，潜心于工笔画的创作与理论研究，在展览举办之际，本报记者就工笔画的创作与赏析采访了邹传安先生。
　　写意偏重神似  工笔力求统一
　　《文化广场》：中国画分工笔和写意两大类，是否可以理解为工笔画更注重形似而写意画更注重神似呢？
　　邹传安：工笔画和写意画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工笔画用笔工整细致，敷色层层渲染，细节明澈入微，要用极细腻的笔触，描绘物象。写意画用简练、豪放、洒脱的笔墨，运用概括、夸张的手法，描绘物象的形神，抒发作者的感情，两大类各有特色，互相渗透。
　　虽然工笔画与写意画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在追求抒情达意上，工笔与写意是一致的。写意画偏重于神似，但工笔画力求形似与神似的相统一，三矾九染的工笔画不仅要在外形上与描摹对象相仿，更要具有内在精神的准确表达，即我们常说的形神兼备。不能简单地以写意与写实来区分写意画与工笔画，工笔画虽然笔笔求其工、色色求其重，但并不是线条和色彩的堆砌，这种用笔是活笔而并非死笔，重彩也要求鲜活透明，工笔画既重形又尚意，既象形又应物，工笔画形式是“工”，精神在“写”，同样，水墨画在用笔上也要求笔写意工，意存恭谨，笔不妄下，在用墨上也要求使墨如彩，而非狂涂乱抹，一片混沌。
　　《文化广场》：那么塑形与求神、形神兼备一直以来是工笔画家的不懈追求，对吗？
　　邹传安：可以这么说，从工笔画发展初期至今工笔画一直在写形、写意这一焦点上探索。绘画的意义在于”存形”，能否准确地刻画物象，一直困扰着先人，韩非子著名的”画犬马最难”、”画鬼魅最易”的论述，就是指画客观物象最难，画想象中的东西最易。绘画发展到东晋，形的问题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了，顾恺之便提出“形神兼备”，“以形写神”的观点，这是对“存形”的补充和深化，要求不但要画得像还要画得有神气，这时期的绘画观仍然是形神并重。再往后南朝的谢赫提出“六法”又更进一步强调绘画要“气韵生动”，这给工笔画的发展，奠定了更高层次的理论基础。北宋欧阳修、苏东坡、米芾针对绘画时弊，提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对物象的细腻刻画由于注入了诗意，犹如有了灵魂，有了新的生命，变得鲜活起来，使这一时期的绘画呈现出巨大的生命力，所以宋成为了中国工笔画发展史上的高峰。
　　现代形态转变  面临崭新课题
　　《文化广场》：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现代工笔画面临了怎样的危机与机遇？
　　邹传安：传统的工笔画也有它自身的不足之处，比如景物太过平实，层次少，空间浅，技法简单，不讲求透视，虽然是国画但也要适当遵循透视原理，注意光线、明暗，这样所作主体层次才能丰富。
　　进入现代，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工笔画很自然地向现代形态转变，现代艺术观念、风格题材、技术手段等诸多艺术要素给艺术家提出了新的课题，同时也为工笔画这门传统艺术拓展新的艺术空间，大大地加快了工笔画走向世界舞台的步伐。在当今世界上，对于传统艺术犹自抱残守缺，妄自尊大，未免可笑，但自惭形秽，对西方亦步亦趋也很可悲，不顾文化艺术的民族特征与历史渊源，良莠不分地将一些本民族完全不熟悉、不适应的所谓现代形式硬塞给人们也不妥当。
　　徐悲鸿强调“建立新中*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林风眠提出鲜明主张，“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中国画的着眼点应在本民族审美观和民族传统基础上通过吸收和借鉴求得创新，借鉴是互补，是交流，而不是摹仿，不应同化。
　　刻意奇怪荒诞  绝非真正创新
　　《文化广场》：现代艺术创作者都在不断地寻求创新之路，您怎样看艺术的创新？
　　邹传安：什么是创新？简单地说，只要是在已经问世的作品中，尚未出现过的形式与效果，包括通过工具、材料、笔墨技巧、特效处理等手法所产生的画面形式与内涵，就是创新。
　　什么是成功的创新？人有常情，理有常理，天地万象，都按自然规律运行，不会紊乱，不可逾越。天道如此，人文自当如此，所以美术作品，只要形式与效果起乎自然，合于情理；可以理喻，可以情通，而且确实构成美感的，即是成功的创新，而刻意于奇怪荒诞，画人所未画，想世所不有，以悖情谬理为独到，至不惜以丑恶为美好，以荒谬为深刻的东西，绝非真正的创新。
　　凡艺术，贵在“创”字，不创便无以发展，不新则了无价值，但是不论是创还是新，全依赖功底学养，慧眼独具，用深厚的功底和富瞻的学养去描绘慧眼独得，自然会出类绝俗，若功底本来就薄，学养又贫乏，而思捷径急走，处处着眼于标新立异，则必露出寻新造作的痕迹，斧锉遍体，不伦不类，到头来是创也不成、新也不成。只有在深刻思想基础上赋予的充实内容，在高度专业技巧基础上表现的完美形式，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创新。
　　善学还从规矩  妙悟不在多言
　　《文化广场》：您的藏书不仅局限于书画领域，经、史、子、集、各种理论书籍千册有余，听说您常常花在作学问上的时间多于作画的时间，作为一个画家您认为学养和绘画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邹传安：人要饱学，艺要独树，不饱学无从独树，不独树则饱学成“鲁叟”，山谷曾说：“老夫之书本无法”，此即饱学之后方敢言。前人有云：善学还从规矩，妙悟不在多言。此足以警示那些急功近利而又疲懒不刻苦磨炼者，凡作学问，基本功岂可缺得？现在常见到学书学画的人，把笔方才三日，手尚且不稳，眼尚且不准，即作些奇形怪状，以为这样便是新，便是创，即使算玄虚手眼，博得些许赞赏，如此的功名成就，终成过眼烟云，不能立足于艺坛。凡学先须学痴、学愚，将前人的功夫反复追摹咀嚼，待到自己胎骨换尽，举手投足，皆能出规入矩之时，才可言变、言新言奇。
　　真正的创作须要纯粹地绝对地投入，须要在没有压力，没有功利（时间、数量、展览、出版、攀比、争逐）的纯艺术追求的情况下才能完成。画画与吟诗有某些相似的情况，诗贫而后工，画寂而后精。张问陶论诗云：“敢云常谈何所易，百炼功成始自然。”画家只要有真功夫，果然腕底了得，只管运平正之笔，写自然之象，情性俱在，可化腐朽为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