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抱一为天下式。”说的是一个人要有明确的立场和原则、有稳定的价值标准和观念。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大多数人被凡俗庸碌的生活围裹了敏感的心灵，能保持心态平和健康，静穆从容地从事创作的艺术家有多少？
　　我的老师邹传安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朴实无华地生活在当代人群中，不声不响地从事着自己绘画创作的艺术家。在当今美术界习惯于喧嚣作秀的环境里，他安静、“抱一”地探索着自己的艺术之路。
　　先生与工笔花鸟画结缘的故事说来话长，他自幼爱好绘画，聪慧过人。幼年丧母，家贫力学，在父亲邹昌义先生的教诲下，三岁习字、习画，五岁读书，十二岁就读于新化七中时，已经因画而名于乡里，十六岁入新化瓷厂学徒，长期担任工厂的图案设计与新产品试制，成绩斐然。因此由工人而至技术员、工程师、科研所长。其间一面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一面抓紧业余时间自习工笔国画，进修文艺理论。早年坎坷困苦的生活磨炼了他坚强自立的性格，并化为追求艺术理想、研习工笔花鸟画艺术的执着力量，见过先生的人都不难从他身上感受到其身心所蕴藏的坚韧力量。
　　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先生就开始有作品参加县以上各级展览；70年代末，其作品在形式、手法上已趋于成熟，在当年湖南长沙的一个画展上，他的一幅题为《芙蓉》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面貌引起美术界的广泛注意；80年代初，在北京举办的“湖南第一届工笔画展”上，先生的参展作品《梨花纹鸠》、《芙蓉》、《清荫》全部为中国美术馆收藏，更是轰动了美术界。随后他又被广州美术学院及湖南轻工业专科学校等多所大专院校邀请任课，长达数年，并争相商调，惜阻于地方行政未果。最后于1985年调到娄底地区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从此这位以自学起步的工笔画家带着自己始料不及的荣誉开始了新的艺术探索征程。
　　选择一种符合自己个性和情趣并能传递自己审美理想和艺术思想的创作手段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每一位成功的艺术家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明智的选择。鉴于此，先生十分重视对绘画技法的探讨和研究，他认为：“一切意境的刻画都有赖于技巧来完成，格调的展现亦大率如此。换言之，拙劣的技巧绝对表现不出高雅的格调和深刻的内涵，非独关学养与襟抱之类。”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他认识到白描是工笔花鸟画的基础，他要求自己做到自如运用线条来表达对象的质感、量感、空间感；在渲染技法上，他要求自己做到色彩过渡能干净均匀而变化生动，画面润泽而不涉轻浮。为达此目的，他反复地实践，不仅打下了绘画的坚实根底，而且积累了很多体会。他在其工笔画创作过程中特别注意水与色、水与粉、色与色、色与粉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幻化所产生的天然趣味，尤其是对水和粉的运用更是他的工笔花鸟画技法中最具特色的方面，他提出：“如果工笔花鸟画的色彩及其表现的效果一律只有由浓到淡的渲染，由浅及深的过渡，而缺少水与色、色与色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幻化所产生的趣味，我真不知道那件作品会有多少灵气？”先生虽然没有西方学院主义的训练背景，但他在工笔花鸟画中，通过严谨的观察和写生，适当地吸收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对自然观照的方式，特别是在造型、色彩和透视的理解和运用方面，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巧妙、自然地运用到他的工笔花鸟画的创作中。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更开创了独具一格的兼工带泼法，即画面的主要部分写实细致，其余以大面积颜色泼撞而成，工写互见、虚实相生，于虚幻迷蒙中，涌现一片真情实景，既有写意的气象，又得工笔的精彩，从而有效地扩展了画面容量，提升了作品的意境和情致，开拓了中国工笔花鸟画的新天地。
　　在工厂期间，他经常利用工作、出差和节假日的机会深入生活，时常赴全国各地写生，收集素材，激发创作灵感。四十余年来，写生稿达上千幅。笔者曾有幸陪伴先生写生，发现先生写生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他在具体写生之初，总是通过缜密观察，选取绝妙角度，待一枝一叶，一瓣一朵，熟记于心，一旦动笔，神思汹涌，挥笔而就；二是注重时间的连贯性，以观察对象整个生长过程。早年曾到云南大理画茶花一个多月，他就是从正、反、侧、仰、俯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将一朵花由苞蕾画起，到将开、半开、盛开，直至凋零等形态一一表现出来。就是从这种对自然细微的观察中，先生得出了工笔花鸟画的表现亦须遵循透视的原理，物象也须自然舒坦，且不应该忽视光线效果的独到结论。而传统工笔画景象平实，层次少、空间浅，技法单向，不知或不讲求透视，以至于物象欠妥，从某一角度看这是传统工笔花鸟画的特色，但也是局限，而在先生看来，这更多的是局限。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他总是将各种切合主体物象生存空间的气氛自然地烘托出来，以深化画面的境界，并由此形成他工笔花鸟画的重要特征。
　　先生重视造化，但从不拘泥于自然，能够在精微的观察中较深刻地会意到事物本身以及物与物、物与我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所谓师造化，就是以天地万物为师，认识自然，掌握自然形象，领略自然神韵，物我契合，乃发诸笔墨而成作品，以天地造化自然之态，调胸间脑际忧乐之情，托情于画，以画传情。”他还在其《牡丹蝴蝶图》上题曰：“世皆目牡丹为国色天香，余独不之喜也。盖365日之中，唯春季有数日风流，彼时叶硕花肥，招蜂引蝶，观者如云，昂首东风，环宇之内，舍我其谁？及至金风一起，瑟缩于晨霜夕露之中，何如青松翠竹之不论春夏秋冬哉。”从以上题记，便可见先生以性画万物，借万物以抒情，其意境胸怀，性情好恶，均袒露无余。
　　在和先生相处的日子里，我感觉到他作画的手段、过程和形式都与他的个性、品位和气质十分地合拍，在对花鸟的描摹晕染的过程中，有时好像他已把自己遗失在自己营造的烟雨迷蒙、草湿芳飞的自然之中不能自拔，也使旁观者能感受到一份特别的美感和畅意，这种倾心投入和真切感受是旁人难以理喻的。
　　先生在知识的吸收上，广采博收，但从不盲目迷信权威，能够正确地认识自我。他在其《砚絮》卷上第十四条明确地写道：“作画要当识得自我，画中自有我在。以我之手眼，运我之笔墨，画我所愿画，不须故就某家某家，亦无须故避某家某家。”同时，他也强调实践和理论相结合，认为不能或者不善在理论的层面上总结反思的人，只能成为工匠。因此，他广泛涉猎包括古典文学、哲学、美学、诗词、散文、稗史乃至文论、画论、诗论、词话及书法方面的学习与研究，把这些作为自己绘画创作的基本素养，数十年坚持不懈。值得一提的是，其专着《工笔花鸟画技法》，耗时一年写成，全书类分五章，文字十余万，范图百余幅，由工笔花鸟画的历史缘起、文化底蕴到绘制技法，由实践到理论，系统地阐述了本画种的全部内容，是他半生心血的结晶。自1990年初出版后深受专业界推崇，为不少大专院校教学所采用，迄今已连印十余次，2003年又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版；另外，他还着有反映自己几十年来绘画心得的《砚絮》，自己题画诗与杂咏百余首也收集在《蚊音》中，还出版有《邹传安画集》、《天籁——邹传安工笔花鸟画》、《邹传安工笔花鸟画集》、《邹传安工笔花鸟画作品精选》等著作。在我看来，不断地创作和读书是先生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
　　先生还通过对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作品与论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古今学术观点，不仅鱼龙混杂，有的还截然相反，互为抵牾，比如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和白居易的“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就正好相反。还有一些观点，充其量不过是一家之言，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某些渠道的渲染，竟成了评画的圭臬，比如人人乐道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句话，本属白石老人对自己作品的一种解析，若拿来作为论画的唯一依据，就会失之偏狭！然数十年间，此语不断为不同论者所引用，渐渐衍化成了一种不变的审美定式，无人敢执异词。针对这种情况，他在其《砚絮》卷上第一条明确地写道：“画不在繁，亦不在简，亦不在不繁不简，在乎从顺得体，得藏露之妙者，繁简咸宜；画不在似，亦不在不似，亦不在似与不似之间，在乎神与韵也，得人情与物理者，似与不似皆好。”又如某些技法的设置，实则只属个人或其群体一个方面的经验罢了，岂能不知变通地囿于一隅，画地为牢，他在《砚絮》卷下第六十八条写道：“利弊相仍，得失参半，是造化的普遍规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的相互制约性。技法的建立和艺术理论的形成，无疑对绘画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意义的作用，但也会制约甚至绞杀人们的天性与创见么？”
　　在对中外绘画的比较中，先生充分肯定民族绘画的独立价值，也同意不同文化艺术的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必然性。他认为：作为民族的一员，热爱和发展本民族文化艺术就好像儿子热爱和保护自己母亲一样是责无旁贷的，他坚信中国工笔画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并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和发展空间。
　　由于先生深谙民族美学精髓，兼采现代审美之长，崇尚自然朴实，鄙薄造作荒诞，其作品严谨而生动，典雅而厚重，清新而深邃，常能于物理中见人情，于人意中得天趣，经天人之际，通古今之间，而自成一家之言。他对人类、对自然有一种执着的爱，在他的笔下，万物都有了生命，有了一种飞扬的灵动；他的作品有一种鲜活的气韵和勃勃的生机，表现了自然与人的一种和谐，一种生命的律动；他的作品体现了与传统一脉相承的现代意识及清新秀丽、明媚和煦的现代气息。就是这样，先生在长期的理论分析、比较和创作实践中探索、总结，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学术观点，并由此确定了先生在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坛的学术地位。他以自己深厚的学养，扎实的功力，在当代中国工笔花鸟画中曜然独树一帜。
　　在先生的作品前，我也想到现在有一些画家坚持所谓的“自我表现”或“内心独白”，这无可厚非，但毕竟没有走完艺术创作与欣赏轮回的另半个圈。而先生在这一点上，显现出了他的博大胸怀，他的作品，一如他的为人一样，让人如沐春风；他的作品，以朴实亲切的面貌，实现高雅精致的审美牵引，对任何一位普通观者，都有实实在在的影响。这一点，从先生的作品在内地及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热衷于书画收藏的人士中的影响，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生的作品在美国、法国、印度、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展览、发表，并被各艺术机构和藏家广为收藏，以及近年来先生的作品为世界著名艺术品拍卖行佳士得公司所接受，参与拍卖并获成功，这些事实便能得到实证。
　　我与先生交往二十余年，那时他应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聘请来系执教，正好为我们班上课。我这个生长在“文*”时期的学子，一下被先生雍穆儒雅的风度所打动，被他身上流露的严谨高古的气息所吸引。求学期间，每到假期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到先生家求教，后成忘年之交，也从此确定我投身工笔花鸟画的信念，先生也成为我为学、为人的标杆。
　　近十年来先生的画价一路攀升，想买他画的人也多起来，但他自己从来不愿卖画，他只想专心搞创作，画自己想画的画。但对于一些好友要买自己的画，他又不好推辞，却从来都是认真对待，绝不马虎应付。由于供不应求，市场上出现了他的假画，甚至有人临他的画正式出版，好友劝他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却不想为这些事分心，虽也知道是哪些人假自己的画，但他从来不说穿，认为人家也不容易。他就是这样像一棵参天大树，深深扎根大地默默地伸展枝条，却毫无保留、毫无怨言地奉献满树的甘果。
　　20世纪末，先生移居深圳，我们有了更多的交往，在他的倡导下，深圳的几个热衷于工笔画的同仁，组成心源工笔画研究会，在先生的指导下，大家每季聚会一次，共同切磋画艺、取长补短，做到了月有所进、年有所积。先生对于我来说，就好像一面镜子，对照他就能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先生的家，可以说是我在深圳的一块精神净土，每当我被俗事烦扰，到那里，我都会得到先生开导和放松；在我感到迷茫时，先生存在的价值和智慧的力量，更显示出它的极端重要性。与先生的相识是我一生的福分！
　　　　　　　　　　　　　　陈湘波  深圳关山月美术馆馆长、国家一级美术师
　　　　　　　　　　　　　　　　——原载2004年版《邹传安工笔花鸟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