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人，面目和善，举止安详，工作踏实，生活简朴，此之外，并无多念；偶有求助者，辄倾力相助，事过则忘，不复记忆。又有一种人，面无表情，行为阴鸷，居常不知其喜怒，遇事难见其臧否，若有憾于某，某必不免于厄，而不知其所由来；若属意某事，某事必如其愿，而浑若天成。前者最易相处，而或有以为可欺者；后者最令人畏，而或有以为可依者。故李林甫、秦桧之流，人皆知其恶，而终其生从者如云，党羽遍天下；李广、岳飞等人，人皆称其善，而结局令人哀叹。
　　有一种文章，字意明净，句式简短，遣词寻常，而包含的内容却颇为深刻；又有一种文章，句式冗长，选字冷僻，词意生涩，而阐述的事理反近平庸。前者有裨于人，后者徒耗人光阴。前者非涵养深者不能到，后者则无论底蕴如何，都不免虚张声势。唐代有樊宗师者，官做得不小，而为文诡怪险僻，佶屈聱牙，几乎无法句读，自以为词高出众，出众则奇。但后来连宋代古文运动的领*人物欧阳修也看不懂，感叹“其怪异至于如此”，章学诚更直批他“袭于形貌以为瑰奇，不免外强中干”。所以尽管当时韩愈推崇他的创新精神，而一生所作的几百篇文章，留传下来的仅一二篇，像这样的情形有何意义！比樊宗师稍晚的白居易，则与之相反，作为新乐府运动的旗手，追求的是“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的深入、实在，和“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的通俗晓畅。虽曰通俗，却饶富深意，真有境界，如《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等，篇篇不琢而华，不险而奇。即便如“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大林寺桃花》）这样的短篇，也足以令人回味无穷，并非一班涉奇涉险、怪僻荒诞的人所易到。用浅易明白的词句表述深刻的道理，和用艰涩冷僻的词句表述浅近的事物，高下之分不言已明，而有人却偏爱后者，殊令人不解。
　　顾炎武说“词达而已矣，词主乎达”，不知某些玩笔杆的可曾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