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文化圈，每多怪异，不清楚自己是谁，是怪异之一。随举二例，其一，画家与美术理论家。理论出自实践，而后又运用于实践之中，并接受实践之检验，进而修正其本身之不足，应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无论是画家或理论家，都无必要在自己并非擅长之领域中假充理手，更无必要自认大德高贤，在在颐指气使。可叹某些理论家常会自任教师爷，动辄应该如此，不该如此，甚至我同意什么，不同意什么，好像中国之事，必须他同意一般。这其实也并无大碍，你尽管如是说，人家尽管那般作，并不相干。惟有些理论，并未由实践生出，也非由具体作品生出，而是由理论再生理论。或挖空心思，闭门造车，自以为是，愈弄愈玄，或穷嚼洋人古人牙惠，于某一细节极力解析扩充，有如生物学家之以显微镜观物，惟见细胞不见身体，这虽然并非无益，却于日常识貌认人，无甚帮助。且往往误导于人，自己辛苦，读者不乐。朱光潜先生说过“离开具体艺术作品而谈美学思想，不但会堕入抽象说教，而且也是一件极费力的事”。

　　汉魏以降，我国各类文艺理论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然文论必生于文人，诗论必出于诗人，画论多产于画家，故论必有据，倡必有从，非徒口舌笔墨之快，自恋而矣。某知名理论家断言，“工笔画家容易忽略主观情绪的抒发”，“他的三君子画了六十二天，自己开始立意的激情是否还能保持到底”?这实在近乎外行话了，文化艺术创作重要的是不断修正完善，深思熟虑，所谓惨淡经营是也，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米开朗琪罗“最后的审判”画了六年，靠的仅是激情?严肃的创作不是唱歌，哪能一口气唱完，一幅画历经数月甚至数年完成，是常有的事，紧靠“激情”有什么用?今之理论已成为专业，理论家往往不擅绘画，则纸上谈兵，固所不免，大块文章，率多空言。孔子说：“有诸己然后求诸人”，自身从无实践，即便立马千言，口若悬河，终是水月镜花，何足代实践者立言?

　　其二，文化人大都会出书，而出书并非只有快乐，常是苦乐参半。今之出书，烦恼不在它事，而在编辑的自作聪明，蛮横霸道，擅自删削、改动他人文字，如果作者是无名之辈，那就更是必有之劫。倘那编辑果然高明，改得叫人心悦诚服，倒也求之不得，恼人之处在编辑并未看懂或懒得琢磨，便按他的臆想去改，常令人哭笑不得。犹记去年出版“尘程心证”，曾为此伤透脑筋，其中“翛言”等两个篇章，仅仅三十余篇短文，被全删者达六篇，余下诸篇中重要段落被删去者又十有五处，多系一篇主旨。理由是社会热点，不宜发表，“上边有精神”。其实这些“不宜发表”的文字在报刊上日日可见，更不用说网上文章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一些单词单字，被擅改者随处可见，他还真把自己当成教师批改作业，非按自己的水平与习惯去改动不可。如“躬自劳作”改成“躬身劳作”;“每为所苦”改作“每为之所苦”;“二三子唔言一室” 改作“两三子唔言一室”;最可异者，寺庙殿宇名称，原本各有定式，编辑可能从未留心看过，竟将“大雄宝殿”改成“金銮宝殿”，他大概听多了说书人讲故事，将民间俗称的皇宫正殿“金銮殿”即明清以来实称“太和殿”者，挪到佛寺去了。又如“一二友人”经他一改成了“一两友人”，朋友调侃道，一两哪有一斤重，不如改成“一斤友人”好了。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的一本技法专著在编排过程中，编辑首先也是逐段逐字按他的习惯修改，幸而当时的社长甚有专业操守，在他改了一小段之后发现了，制止道：你不要改动他的文章，只规范一下标点和错别字便可，这书乃得以完整地保存作者本人的风貌。

　　编辑的职责本应止于编辑，至多提醒一下偶有的错别字或标点，何苦擅改他人文章?也不知何处赋予他们这种责任(或权利),费力不讨好。而这在中国大陆，似乎已经习见——至少在美术出版这一专业是如此。

　　大约这些现象仍是体制养成的。以上两方面的朋友，或身处要津，或手握一定便利，唯人求我，我不求人，你办与不办我都铁饭碗一只，工薪照领。久之，不由忘了他本来角色，形成一种太好的自我感觉，抬头便是他人不足，正所谓“好为人师而暗于自见”者也，嗟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