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理想，宏远的抱负，深邃的眼界，最终只能寄寓于治学，这于吾国吾民，自是幸事，而于孔子自己，不能不有所遗憾。

　　终孔子之世，阻遏、挨批、加害的情况，一直没有停止。首厄于匡，再困于陈蔡，三危于宋国。居齐，齐大夫欲害之，之楚，楚令尹以为非楚国之福，过郑，郑人讥为“丧家之狗”。几番危困甚至断粮挨饿，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因为出身卑贱，被人瞧不起，还在他十七岁时，赶去参加一次宴会，便遭到挡驾的羞辱。史载“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后来有了一定的影响，又因其为人的作派与坚持，如对生活的讲究、衣饰的过于严整、礼节的繁琐，齐明盛服、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入公门、执圭、上朝、升车都应如何如何之类，为人所排斥并引为口实。在孔子三十五岁时，齐景公准备将“尼溪”的田畎封赏给他，晏婴阻止道：“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 以为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景公因谓孔子道：“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得离开齐国。在五十岁左右的时候，路过宋国，集合弟子在一株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司马桓魋认为这会影响宋国的风俗，想杀掉孔子，就派人先把那株大树砍了，弟子们预感到危险降临，都说快走，孔子还边走边念叨：“天生德于予，桓魋其予何”!

　　后来名望愈隆，追随者愈众，某些弟子如子贡、子路等的名声也已经很响，诸侯有欲用之者，而门下的卿大夫等人出于国家和自身的考虑，用各种理由加以阻挠陷害。楚昭王很敬重孔子，听说他在陈蔡之间逗留，便使人礼聘之，陈蔡的大夫听说了这事，认为楚国本来就强大，如果再得到孔子的帮助，将不利于陈蔡，便聚众“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糧，从者病，莫能兴”。弟子们不由得有了怨气，乃至愠然作色，孔子本人的情绪也低落至极，甚至对自己产生怀疑，挨个对子路、子贡、颜回等进行了询问：“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如此?子路、子贡都说了自己的见解，不能释怀于孔子。最后才终于在颜回处获得肯定;“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大而不能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至此，孔子才又回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泰然和欣慰，笑道：“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有这么好吗?颜家的孩子，假使你有钱，我给你当管家。终究是学者的真挚和灿烂。这次危机，直到楚昭王发兵迎接，才解了围。到楚国后，昭王有意将“书社”之地七百里封给孔子，楚国的令尹子西认为当前楚国的人才，无论主政的、外交的、军事的，没有能比得上孔门弟子颜回、子路、子贡等人才能者，如果封地，七百里够大，以孔子之贤，辅以众多弟子之能，恐怕不是楚国的福分，昭王听出了话中的份量，便不再提封地的事了。

　　还有一点就是政治主张的迂阔，不切实际。以仁义礼乐治天下，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美好的，但处于春秋末期，天下早已“目中无周天子”，纯粹是一个以力胜的弱肉强食、瞬息万变的时代，须要的是应对眼前的危机和即时的争夺，而不是长期休养生息，等待民心顺应。所以当孔子游说诸侯时，因这方面不能满足对方要求而被冷落，放弃的例子很普遍。卫灵公问陈(阵)，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学也，明日逐行。”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事实上，孔子始终都渴望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为此甚至愿意屈从于连自己的学生都不齿的叛臣召用，如鲁国季氏的家臣公山不狃以费邑叛;晋国大夫赵简子的家臣佛肸以中牟叛，都曾召孔子，孔子都欲应召，也都因学生的不悦而止。孔子曾自我解嘲，“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自古材大难为用，天下通理。子贡明白这一点，曾劝说孔子：“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贬焉”?当孔子被围于匡时，曾无奈而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于予何”?一语成谶，上天终究未丧我斯文，特使夫子不因政治抱负销蚀其精力，转而治学，有大成于吾国文化，有大益于民族精神，是命也，天意也，夫子何憾!

2015年3月